上周五下班，我在地铁口撞见老陈蹲在花坛边修自行车。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膝盖上还沾着下午帮邻居搬家具时蹭的墙灰，工具箱敞着，螺丝刀和扳手散在水泥地上，旁边停着辆老式二八杠，车铃铛歪在一边，辐条断了两根。 “这车跟了我十二年，”他抬头冲我笑，眼角的皱纹堆成小沟，“当年在五金厂当学徒，攒了三个月工资买的，车架还是上海凤凰的。”说着用沾着机油的手抹了把脸，在鼻梁上留道黑印子。我蹲下来看，发现车座皮套裂了道大口子，露出里面泛黄的海绵，车把缠的胶布早磨得发亮，却还规规矩矩绕着三圈——老陈总说“缠多了碍手，缠少了打滑”。 他正给断辐条接新茬，从工具箱底层摸出个牛皮纸包，展开是几根细铁丝和半截蜡烛。“以前修车铺没热熔胶，就用蜡烛烤铁丝，烤红了往辐条头上一绕，比现在那些塑料卡子结实。”说话间铁丝已经烧得通红，他捏着两端往辐条上一按，滋啦一声冒起青烟，空气里飘着股焦糊味。我下意识往后缩，他却像没事人似的，吹了吹烫红的手指，又从兜里摸出个薄荷糖嚼着，“当年在厂里焊铁架，手被焊枪烫出泡，师傅就给我塞颗糖，说‘甜能止疼’。” 修完辐条，他开始调车铃铛。那铃铛是铜的，表面凹凸不平，像被岁月啃过的核桃。“这铃铛是原装的，”他轻轻敲了敲，声音闷闷的，“前年有个收废品的出二十块要买，我没舍得。”说着从工具箱里翻出个小锉刀，对着铃铛边缘慢慢打磨，“铃铛不响，骑车没魂儿。”磨了十分钟，再敲时声音清脆多了，在傍晚的地铁口荡开，惊飞了花坛里的几只麻雀。 最后是车座。他从工具箱里摸出个针线包，里面针线颜色杂乱，有黑的、蓝的，还有根褪色的红。“我媳妇当年给我缝的，”他捏着针在头皮上蹭了蹭，“她说‘针不蹭油，线不牢’。”针脚歪歪扭扭，却缝得密实，把裂开的皮套重新拢在一起。缝完他拍了拍车座，像拍老伙计的背，“行了，再骑五年没问题。” 我帮他把工具收进箱子，他突然说：“现在年轻人都不修车了，坏了直接换新的。”顿了顿又笑，“不过我这老骨头，换辆新车反而不会骑。”说话时夕阳正落在他肩上，把蓝布衫染成橘红色，工具箱上的螺丝刀闪着微光，像撒了把碎金子。